“回歸十年,坊間一片回歸熱,我無意湊興,事實上,九七回歸之際,我身在倫敦,回歸十年一刻,我身在紐約,我懷疑隱伏於潛意識中,有個”我“正想方設法為自己製造“不在場”的理由。After This My Exile。但其實談不上“出走”,連放逐也不是,極其量只是遊牧,而Nomad,如法國思想家德勒茲說:"the nomad is one who does not depart, does not want to depart, who clings to the smooth space left by the receding forest, where the steppe or the desert advance, and who invents nomadism as a response to this challenge."遊牧,但不遷移,甚麼地方也沒去過。移居者(migrant),反認故鄉是他鄉,偶爾陌生感襲來,城市容顏莫辯。在停留與出走之間,更多的是漂泊`擺盪`遊離;真正的回歸不在一刻,也說不準是何時,就讓它無限延擱,那又何妨。而我竟然貪戀如斯弔詭的懸擱狀態,凡事太固定`太腳踏實地,我就開始迷惘了。” -- 潘國靈《城市學2》自序
似懂非懂,有點不謀而合。
而後,於”九龍城寨消失中的再現“一章:
“正如Abbas說,”一個香港的主導形象就是它不斷地再造自己,無情地取消過去並繼續前進,製造一個有待重新建造的白紙書板(tabula rasa);九龍城寨公園就是一個在取消過去後,在“白紙書板”上重新建造的一個富中國園林特色的公園。然而,“這白紙書板永遠是不完全的,它無可避免地存在著昔日的殘餘。這些殘餘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在拆除與重建之間的時光,這時城市碎片仍然可被察看--但願作為虛墟。”(Gutierrez & Portefaix 2000:9)"
近年來在很多清拆和重建的事件上,可悲的是讓我們看見政府繼續反智的行為,可喜的是民間有了越來越多抗議的聲音和自發性保衛舊居的力量在壯大。雖然利東街居民“坊間”設計的重建方案不被採納,雖然皇后碼頭還是在一片群情洶湧下被完完全全解剖開來;要批評政府在規劃和保育上的劣績還有很多很多,但我覺得民間已開始吸取教訓,學會“出聲”並以行動和汗水去跟政府討價還價--我只能盼望菜園村可以成為新的一反例--希望也是除掉tabula rasa一喻的開始。
香港的城市風景是甚麼?香港人希望有一個怎樣的城市?希望在後九七`後零三`後零九的時代有更多以我們小市民而非官方和財團決定城市風貌的烙印。居住我城的同胞們要一起加加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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